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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优质校建设方案_优质校建设研究—2018最新

上传时间:2018-07-24 10:36:31

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程的推进,从规模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导价值取向,也成为新一轮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主题。如今,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已经进入内涵提升的关键阶段,其重要特征就在于追求高等职业教育的精细化发展。而想要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精细化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为此,教育部发文指出,到2018年,将支持地方建设200所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北京、天津、浙江等30个省市今后3年预估投入63.65亿元建设313所优质高职院校。所谓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就是对准“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高职院校”这一理想目标,在国家示范(骨干)院校建设基础之上,在先求全局做大(规模化发展),再求局部做强(国家示范性项目建设)之后,通过着力深化、转化和固化示范性建设成果,持续创新发展高职教育,最终实现高职院校的整体内涵做优,全面提升办学品质与境界[1]。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增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活力,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并为受教育者提供更有质量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

一、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必要性

推动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并非是纯粹的政策驱动结果,而更多的是一种历史选择,它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产物。综合来看,这一项目的实施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还是应对外部经济社会变革的现实之举。

(一)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

建设优质高职院校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是对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的深化与拓展,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从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到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并不是在前者之中选拔“985”“211”,而是在更多的高职院校層面推广这一项目,倡导更多的高职院校走精细化发展道路,从而带动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世纪以来,从规模上看,高等职业教育已然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然而,就质量而言,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较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为了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计划”。2010年,又在原100所国家示范高职院校的基础上,新增了100所骨干高职院校,以此来深入推进“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如今,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多已进入验收阶段。从效果来看,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并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然而,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布局结构不尽合理、院校发展不平衡、办学特色不够明显、办学效益偏低等方面的问题[2]。也就是说,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的实际效果与理想中的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所发挥的以点带面作用相对有限,尤其是未能带动落后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鉴于上述问题,为了进一步巩固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的建设成果,使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的地区,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发挥高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作用,教育部适时推出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不失为明智之举。

(二)贯彻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

所谓高等教育强国战略,就是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来达到强国目的的一种国家战略。实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拓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事实证明,当一个国家保持在稳定发展的时期,教育能够兴国;但是,当一个国家可以超越和走向更发达的时期,教育中的高等教育能够强国[3]。深入贯彻高等教育强国战略,必须把做强本国高等教育当作基本前提和核心工作来看待。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等,在得到国家重点建设支持之后,列入工程与计划名单的大学在人才培养、科研实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但也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高等教育资源重复投入、大学之间缺乏竞争与公平、大学身份层级固化等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总体规划、分级支持,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一计划被看作是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它对于落实高等教育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均承担着整体赋予的功能,也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普通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在普通高等教育大力推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计划的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更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贯彻高等教育强国战略,必须把建设一批“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院校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落实。在此背景之下,加快推进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就成为深入贯彻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

(三)应对外部经济社会变革的现实之举

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所具有的技能,以及人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发展的可持续性[4]。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劳动力而言,这一定律尤为重要。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任务,它不仅是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公益性特征,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的追求。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渐从总体性社会过渡到分化性社会,社会的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异质性元素更加丰富,社會分工更加细致,不断涌现出新的职业,也淘汰一批旧的职业,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做出相应的变革,调整高等职业教育结构,提供更加优质精细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从而适应社会不断变革的要求。而且,我国正在大力构建学习型社会,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理念已然深入人心,只有拓宽高等职业教育的服务范围,丰富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提供更加优质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参与职业教育。长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一直是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高等职业教育要结合经济发展的最新形态,调整人才培养方向,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更有质量的高技能人才。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依靠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也从中低端向高端优化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势必要做出相应调整,应该深化对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认识,也需要更多的高职院校培养适应经济变革要求的具有创新特征的高技能人才。面对经济变革所产生的巨大人才需求,仅仅依靠示范(骨干)高职院校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的推进无疑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二、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价值标准

任何一种质量保障系统或者监测系统都必须尝试平衡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对利益相关者的划分具有多种不同方式,但是其中最有用的划分方式之一就是区分内外部利益相关者[5]。鉴于此,当我们去评判优质高职院校的建设水平是否优质时,就需要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标准。对不同的评判者而言,关于高职院校建设的优质与否往往具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以高职院校本身为参照对象,可以将其分为内部价值标准和外部价值标准。

(一)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内部价值标准

1.学生视角下的优质高职院校。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理念必然是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学生就成为优质高职院校是否优质的首要评判主体。只有将学生放在教育过程的中心位置,才可以说,优质理念已经深入贯彻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之中[6]。对学生而言,优质高职院校应该能够满足学生的下述要求。首先,优质高职院校应该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所谓个性化学习,就是赋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主权,鼓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独立探索学习方式,在自我学习实践中积累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其次,优质高职院校应该能够帮助学生实现多样化的生涯发展。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背景之下,高职教育并不等同于就业教育,它更强调帮助学生实现多样化的生涯发展,就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生涯发展方向。对优质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应该拥有就业、创业、升学、转学、留学等多种生涯选择的机会。再次,优质高职院校应该能够使学生获得较高的竞争力。优质高职院校应该具有显著的人才培养成效,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并能在后续的职业生涯发展中保持足够的竞争力。

2.教师视角下的优质高职院校。在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过程中,教师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教师是建设优质高职院校必不可少的师资力量,高素质的教师对于提升课堂质量与教学水平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就教师个人而言,该群体也是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直接受益者,优质高职院校的建设理应为教师带来更多的福祉。为了给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也为了帮助教师实现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有效提升,优质高职院校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三点。其一,优质高职院校教师应该拥有足够的专业发展机会。优质高职院校应该贯彻终身教育的理念,将教师短期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针对不同的教师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从而帮助教师实现专业化发展。其二,优质高职院校教师应该拥有宽松的自主空间。优质高职院校对教师的管理不能过于注重各种硬性管理规定,应该探索更多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给予教师更为宽松的自主空间。其三,优质高职院校教师应该拥有与其劳动相匹配的工资待遇。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如果教师没有相应的工作待遇保障,生活质量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么也就很难有精力投身于个人的专业化发展以及教育教学之中。

3.管理者视角下的优质高职院校。管理者在对优质高职院校进行评判时,通常是以办学水平为出发点的。在高职院校管理者眼中,优质高职院校理应是“国内知名、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正如某高职院校校长所言,推进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致力于打造一批类型特色鲜明、教育质量优异、“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职院校,以此来增强高职教育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彰显高等教育强国和职业教育大国的实力和水准,推进人力资源强国的有效实施[7]。在此理念之下,如何通过切实有效的管理实现办学水平的提高,就成为管理者的重要使命。具体而言,所谓国内一流,主要是指优质高职院校在国内应该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在全国高职院校中理应处于领先地位,可以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起到示范与引领作用,其所培养的人才理应在国内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所谓国际知名,主要是指优质高职院校应该具有较高的国际办学水平,能够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其所培养的人才理应具有国际水准,并且有实力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二)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外部价值标准

1.政府视角下的优质高职院校。对政府而言,优质高职院校属于其管辖的对象,政府主要是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来审视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政府对优质高职院校进行评判的价值标准主要体现在其所发布的政策、文件之中。《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明确指出,优质高职院校理应具有“办学定位准确、专业特色鲜明、社会服务能力强、综合办学水平领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契合度高、行业优势突出”等方面的特征。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编著的《20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政府对优质高职院校的期望內容。从维度上看,政府主要关注学生发展、教学改革、政策保障以及服务贡献等四个方面。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优质高职院校能否为国家战略服务也是政府重要的关注点。比如,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之下,优质高职院校应该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做出调整,力争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培养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又比如,在“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优质高职院校理应与沿线国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引进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境外办学,从而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国门,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2.市场视角下的优质高职院校。从本质上来看,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果最终表现为三种经济形态:学生就业率、劳动力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率。在这三种经济形态中,市场无疑最为关注劳动力生产率。对企业而言,劳动力生产率是企业能否占据市场以及获得利益的关键所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主要依靠的是质量和价格。对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目前已经消失。在劳动力价格优势丧失的情况下,必然要提高产品质量,而这有赖于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可以为劳动力提供教育与培训的教育类型,可以使雇员变得更有劳动力生产率[8]。然而,只有在技能和知识获得会带来工作水平的提高时,劳动力教育才能是有效的;只有当学习到的东西被转化到学习场所之后,才能说增加的生产率源于劳动力教育的指导[9]。因此,在市场视角下,企业更加关注的是优质高职院校能否培养出其所需要的具有过硬技能与素质的优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一方面要具有企业所要求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要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化到工作场所。相比较而言,企业可能更加关注后者,原因在于,它更加关注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整体生产率以及效益的提高。

3.社会视角下的优质高职院校。从高职院校毕业之后,学生必然要走向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而职业就成为其重要的社会标签。对一个社会而言,只有当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能够各司其职时,才能有效优化社会结构,使整个社会维持在稳定的状态。正如柏拉图所言,在人的一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10]。柏拉图认为,社会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有时候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或者培训,那么整个社会体系就能得到有效地运转。有研究表明,许多人并不适合学习抽象知识,而让这部分人接受普通教育无疑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最为有效的方法是让这部分人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从而帮助其在社会中找到特定的职业角色[11]。因此,从上述角度来看,优质高职院校理应为其毕业生在社会中找到适合其特点的职业角色。如果从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能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扮演好自身的职业角色,那么这种高职院校无疑就是优质的。反之,如果从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扮演的职业角色产生混淆甚至不能胜任该角色,那么这种高职院校就很难称得上优质高职院校。

三、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行动框架

优质高职院校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需要提供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基本保障之外,还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面制定切合实际的行动框架。关于怎样建设优质高职院校,不能就建设本身而谈建设,实际上它是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问题的复杂工程。对于这样一个工程,需要政府、企业、行业、高职院校等各利益相关者都动员起来,方能发挥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行动的合力作用。

(一)加强市场预测,创建政府层面的岗位供求信息系统

只有有效的预测才能使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行动更有科学依据。当前阶段,在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岗位供求信息系统的条件下,建设优质高职院校只能是一种奢谈。对于建设优质高职院校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打破职业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的分离局面,这是建设优质高职院校的基本前提。原因在于,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与学校,跨越了工作与学习,一句话,它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疆域,因此,职业教育不能只是在“围城”中办学[12]。市场预测主要是指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情况进行预测,而提供这一类型信息的系统被称为岗位供求信息系统。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仍然没有创建政府层面的岗位供求信息系统。这就容易造成不少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时的“跟风”现象,在没有进行有效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情况下,高职院校盲目设置需求并不是很大的专业,学生毕业之后自然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合适的岗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时,视野过于狭隘,并未考虑到整个服务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高职院校的自身实力有限,而劳动力市场预测却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进行劳动力市场预测时缺乏科学的依据。实际上,美国也一度缺乏政府层面的岗位供求信息系统,职业院校不得不亲自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测工作。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甚至一些当地机构都开始承担起劳动力市场预测工作。因此,为了建设优质高职院校,当务之急是加强劳动力市场的预测工作,建立起政府层面的岗位供求信息系统。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进行劳动力市场预测时要深入到岗位层面,分析岗位的差异、技术要求、劳动力生产率等相关变量,而不能停留在唯“GDP”论的经济层面,否则很容易陷入预测陷阱,不仅无法为优质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提供科学依据,甚至有可能带来误导。

(二)制定核心标准,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

明确的人才培养规格是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风向标。建设优质高职院校的关键在于,制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标准,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然而,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国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1991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技艺性强的高级操作人员”。2000年,《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2011年《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则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的是“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然而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对于上述文件所描述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国家并未出台相关文件来具体解释与该规格对应的核心标准。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核心标准的缺失,容易导致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实施环节出现价值混乱与目标模糊等问题。与我国不同,美国特别强调人才培养规格的明确性以及配套核心标准的制定,“高质量的生涯与技术教育是一种将严格的学术标准、技术标准与严谨的岗位技能整合起来的教育类型,其所培养的人才的核心技能理应包括学术技能、技术技能和就业技能三方面,学术技能和技术技能可以让学生找到雇主,而就业技能则有助于学生取得生涯的成功”[13]。而且,为了更具操作性,美国制定了《共同生涯与技术核心标准》,包括12个生涯准备实践项目、16个职业群的知识与技能标准,以及针对相应职业路径的知识与技能标准,明确了成功的生涯教育项目应当帮助学生掌握哪些核心知识与技能[14]。总而言之,为了建设优质高职院校,我国必须加快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核心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进一步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从而使得优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有法可依”。

(三)完善顶层设计,打造开放互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顶层设计的完善可以为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行动提供强有力的体系支撑。随着《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颁布,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两大文件的颁布实际上解决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对于如何使它有效地运行并未提供针对性的、操作性的细则,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互通多是停留在“愿景”层面。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各级各类教育之间仍然壁垒森严。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继续教育体系之间,以及学校体系与工作体系之间,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转换渠道,导致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不仅难以在体系内部获得通畅的上升渠道,而且难以在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体系、继续教育体系之间灵活变换学习方式。在体系运行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建设优质高职院校显然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相比较而言,美国通过学分互认与衔接体系打破了各个体系之间的壁垒,帮助学习者实现了有效的纵向流动、横向沟通。基于学分互认与衔接体系,在生涯与技术教育系统内部形成一种贯穿中等和中等后教育,包含学术与技术知识和技能的课程与能力序列,引导获得一个或多个认可的中等后教育文凭,同时为学生提供获取更高级学分的机会,包括双重注册、大学先修课程等,在教育系统外部,提升国家共同生涯与技术核心标准的认可程度,确保学生在生涯与技术教育项目中的学分能够被劳动力市场认可和通用,并为职业资格认定和技能水平晋级认定提供依据[15]。如果我国优质高职院校并不具备升学、就业等多种功能,学生无法在不同的体系之间完成有效地教育转换,那么,就很难谈得上真正的优质。对我国而言,为了解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运行问题,帮助学习者实现在各个体系之间的教育转换,必须探索建立有效的学分互认与衔接体系,并且制定学分互认与衔接实施细则。

(四)强化多元治理,形成内外部质量保障的一体化格局

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行动的组织实施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协调治理作用,进而形成内外部质量保障的一体化格局。所谓“治理”,即用规则和制度约束和规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目的;治理理论强调多权力中心和多元主体参与,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16]。就内部来看,不少高职院校的质量保障工作主要是由教务处人员兼职,导致质量管理与评价功能的重叠,尤其缺乏“第三方”(包括教师、学生等)的监督与问责;有些高职院校即使设置了专门的质量保障机构与人员,仍然存在权责不明、执行力差、推诿扯皮等现象。就外部来看,高职院校的质量保障工作主要是由政府监管的,采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评审制度,缺乏其他外部力量(包括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参与。针对上述高职院校质量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顽疾,为了更好地建设优质高职院校,必须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转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作用,从而推动内外部质量保障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在内部质量保障上,优质高职院校理应在校内设立独立的“第三方”部门负责监管工作,从而实现管评功能的分离,同时也要注意明确监管人员的职责任务,提高监管的效率。在外部质量保障上,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开展质量保障工作的专业性,成立专业化的质量保障机构;另一方面优质高职院校的监控不能只由政府全权负责,对于高职院校是否优质社会最有发言权,必须充分发挥行业、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作用。此外,还要建立内外部质量保障的衔接沟通机制,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不应是独立运行的,二者实际上应该是个一体化体系,相互之间的衔接与沟通有利于協调推进内外部质量保障工作,也有利于对优质高职院校做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改革拨款方式,建立以绩效评估为导向的动态机制

优质高职院校建设行动的深入开展离不开经费的支持,经费投入能否取得成效,并非完全取决于绝对数量,而是主要取决于使用的精准度。为了更为有效地推动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必须改革传统的拨款方式,将绩效管理理念融入到经费调节过程中,建立以绩效评估为导向的动态机制。总结以往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的教训,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在于经费使用不当。虽然国家在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过程中投入了数量不菲的经费,但是实际收到的育人效果却十分有限。不少示范(骨干)高职院校过于注重硬件设施设备的投入,而忽视了“软件”的建设,真正用于学生培养上的投入十分有限;也有不少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没有对经费使用做出合理的规划,造成经费使用缺乏一定的针对性,甚至出现验收之前“突击花钱”的现象。鉴于此,在当前阶段,建设优质高职院校必须吸取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的教训,通过改革拨款方式,建立以绩效评估为导向的动态机制,来调控经费的支持力度。在国家层面确定试点优质高职院校之后,省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国家部委做好优质高职院校的考核工作。对于拟重点支持的优质高职院校,建议有条件的地区采取“先建设、后拨款”的方式,而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建议采取“边建设、边拨款”的方式,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基于优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过程,通过构建“投资—回报”模型,利用科学的评估工具搜集和分析数据,对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科学而公平的绩效评估,从而进一步完善评价标准,优化质量监控流程。而后,根据绩效评估的结果,动态调整经费支持力度。对于建设进展良好、育人效果明显的优质高职院校,要酌情加大经费支持力度;而对于建设进展缓慢、育人效果不佳的优质高职院校,要适当核减经费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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